金春峰:怀念任继愈先生
中国孝心网 爱老敬老 从心开始    2011-05-26 16:09:53    文字:【】【】【
作者:金春峰  
 
来源:中华读书报  发布时间:200110519
 


我之能走上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冯友兰、任继愈、朱伯昆、汤一介四位先生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大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冯、任两位。冯先生为我们开中哲史课,但对于我的中哲史研究,任先生起了和冯先一样重要的作用。

  那是1960年第一学期,全校掀起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运动。学校提出各学科都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开展教学检查。冯先生为我们开的中国哲学史《讲义》,成了检查的对象。我被指定重点准备,于是我抓住《讲义》的《庄子》一章上纲上线。一天下午,我被叫到教研室,面对冯先生,作系统批判。我对着准备好的稿子急速地念了一遍。以当时的水平,究竟讲了一些什么,自己都弄不大清楚,特点无非是上纲上线,集中抨击冯先生把庄子哲学的相对主义讲成了辩证法。不久,系领导告诉说,冯先生在会上表态,说这是十几年来他听到的关于庄子思想最深刻的分析,令我大出意外。于是,1961年上半年,要把我发言稿加以整理,317日在《光明日报》的《哲学副刊》刊出了,题目是《庄子哲学相对主义的实质》,署名革锋,后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庄子哲学讨论集》。当时哲学版副刊的主编就是任先生。文章是经过编辑部整理修改的。“主编”不仅要把刊物办好,也要为培养新人出力,任先生是抱着这样的宗旨来对待工作和我的文章的。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我之后在1962年报考研究生,文章的发表实有激励的作用。

  1961年,报刊有《庄子》哲学的讨论。任先生有个观点,认为内七篇是后期庄学,外杂篇是庄周本人的思想。内七篇是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外杂篇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1962年我又写了一篇小文,论证《秋水》是唯物辩证法思想,与《齐物论》之为相对主义不同。文章送给冯友兰先生看,冯先生鼓励说:“读书有间”,并推荐给系里打印出来,作为参加系“五四”科学讨论会宣读的论文之一。冯先生说,读书就怕读了半天也看不出其中的问题,“读书有间”就有希望。他确似乎很高兴,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个秀才,就命题写文章,坐在书房发愁,几天也没有写出来。他太太在旁直着急,说‘怎么,你写文章竟比我生孩子还难?’秀才说:‘可不是,你肚子里确有东西,我是肚子里没有东西呀!’”冯先生只说不笑,我却不禁失声大笑起来。但文章实是受到任先生的影响和启发。1962年我决定报考研究生,与这也很有关系。

  任先生是全国著名的佛学哲学专家,毛泽东主席接见过,名气很大,1962年正为我们开佛教选修课。但他发给我们的那些佛教原始资料,我感到十分烦琐、枯燥,与我兴趣大不相投。我怕报考任先生学佛学,于是就报名冯先生了。虽未作任先生的研究生,先生对我却仍然关心和鼓励。

  1965年,我快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论朱陆异同”。但在那种大批判不断的年月,哪有心思坐下来写这种东西呢?所以只是草草交卷。真正写的是一篇“批冯先生论孔子仁的普遍性形式”的论文。文章在《北大学报》1964年第3期发表。学报社科版的主编亦是任先生。先生不但帮助整理修改文章,还几次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指点。可惜当时学问太少,常常只是隔几而坐,默默相对,言谈数语。但先生的鼓励关心之情却像暖流一样,令我激动。

  先生逝世,我到北图的灵堂致吊,看着先生的遗容,不禁失声痛哭。想着北大时先生的亲切指点、鼓励,突然醒悟过来,这是人世间何等深厚的雨露教恩啊!而今而后,不可再得而有了!

  回来后我写一挽联:  

  惊闻噩耗,悲涌于心。探视未成,遗恨终身。自兹永诀,无缘再诉师生情。

  回忆当年,耳提面命。亲手把教,激励上进。而今小成,教诲之恩如海深。

  但这又何能表悲痛感恩之情于万一。

  先生是和季羡林先生同一天去世的。两人同时离去,真正是象征性地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朿。在这个时代中,北大有上起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下至汤用彤、贺麟、金岳霖、朱光潜、傅斯年、陈寅恪、冯友兰等大批名师,季和任两位是最后仅存的硕果了。两位竟然同时走了,真正是学术的不幸。

  1979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工作时,亲自到先生家拜访,请他写一本大分量的中囯哲学史。这就是以后他主编的《中囯哲学发展史》。这本书是好些学者的集体著作,但体现了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观点,资料充实、分析缜密,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前两册我都是编辑,第三册才由叶显良先生接手。我在台湾中国文哲所工作时,图书馆内大陆中国哲学史的书,主要就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包括“新编”)和任先生主编的这本。一些论文常加引用,作为大陆观点的代表。可惜到宋明部分就中止了。

   任先生对宋明理学思考是很多的,他的儒学乃儒教的观点主要即由分析宋明理学所形成。我对朱熹哲学有一些独特看法,认为朱是理学,而在心性关系上实是心学,王阳明的许多基本讲法都出自朱熹。任先生似乎很支持这个观点,他说:“王阳明是拾朱熹的余唾。”“余唾”是被抛弃的东西?还是捡吃剩下的东西?我想应是后一种意义。他告诉我:“你给大学生讲课,就讲前面那种观点。给研究生可讲后面这种观点。”回味先生的这些话,一份对教育严肃负责的态度与一丝不苟的精神从中涌现出来,我在台湾华梵和佛光大学的教学就是照着先生的教导做的。

  谈到这些年的学风和研究生的培养,先生深表忧心,说:要求一定发多少篇文章,殊不知全国的杂志都给研究生发,也是不够啊!过去一个导师带一名、几名研究生,现在成十成堆的招收。人不是都能写文章的,逼着发表,徒然增长弄虚作假、金钱贿赂之风。一些学者自我标榜,抬高身价,装腔作势,先生也很反感。博士生导师变成头衔、上名片,先生说这都是自贬身价,糟踏教授尊严。这种风气是出不了人才的。寄希望于将来,所以先生尽力编资料,不仅是为此作准备,也是针对现在的浮躁不实学风的。

  谈到一些老教授的晩年,先生语重心长地引孔子的话:“老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先生不过生日、不赴宴会、不出全集、不趋风附势,每日四点起床,伏案写作,晩上8点早早睡觉,日复一日,除知识、学术外,再无追求与余物。《中华大典》的部分经费,先生还是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来的,所一心希望的,只是为民族文化的繁荣贡献力量,可谓“戒得”的典范。先生说,“人生有涯,学无止境”。他的《老子今译》出版于1956年,是很早的译本,《老子新译》出版于19783月,1985年又出修订本,1992年出《老子全译》,《老子译读》则修改出版于2006年先生90岁时,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永不知足”,体现和延续了我国知识分子自孔子、朱熹到所有老一辈学者的宝贵传统。

  但先生是忧国忧民的,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钻书本、翻故纸堆。言谈中,先生很关心两岸的统一、台湾的回归。既赞盛世,又忧心于将来。其中先生对太平天国森严等级制度的感慨,给我印象极深。“农民是皇权主义者”,中国是农民为主的国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先生认为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

  这些年,我常去看望先生。从生活问题到退休、工作问题,先生无不关心,令我感到分外温暖。他送我《佛教大词典》、《老子译读》,并转赠我李申教授的《中国儒教史》上下卷。睹物思人,先生的墨宝手书,而今成为了思忆先生的最好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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