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毕业了也还是我的学生——怀念恩师任继愈先生
中国孝心网 爱老敬老 从心开始    2011-05-26 16:08:05    文字:【】【】【

作者:王志远

 

文章来源:中国佛学  发布时间:2011519

本文作者王志远先生

 

为什么要在今天写关于先生的文章呢?因为他去了。我从繁忙和恍惚中猛醒过来,发现三十多年的相处就此永远不再,一推再推的约见将永远成为不可能,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心中隐隐作痛,不禁潸然泪下。

 一个月前,与先生相约在国家图书馆他的办公室会面。由于许久没有单独约见,我凭空多了几分期盼,早早地便奔向西郊而去。然而,接见我们的是师姐——先生的女儿任远。先生夜间突感不适,已经住院。我们和任远无拘无束地畅谈,追述了许多往事,气氛愉快而轻松。其实,在这轻松而愉快的气氛的外围,忧虑像浓雾一样弥漫着,大家都不愿提及,却心照不宣,那就是先生的健康。

 第二天夜晚,任远给我回了个电话,说任先生为未能如约接见我们表示歉意,身不由己。我当然诚惶诚恐,连说只要先生康泰,不见也是高兴。任远还说已经把我的专著《中国佛教表现艺术》转呈了先生,先生自然是高兴,还夸了几句,特别是嘱咐任远,要好好读一读,其中不乏创见。我当然更是受宠若惊。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不是大馆长,也不是老所长,他是我的老师,对我曾经耳提面命整整三载的亲近导师。他的夸奖,像年幼时父母给我的一粒糖果一样甘甜。而且我深知先生是轻易不夸人的,从先生门下毕业已经二十四年,虽然此前已经有不少成果,但是作为专著,这是我的第一本,能够得到先生的首肯,使我感到总算报了一点师恩。

 从那一天起,我总盼着先生能好起来,再约见我一次。但是,噩耗传来,竟是永诀。历历往事,荡气回肠。

 三年前,国际儒联举行春节聚会,任先生是照例要光临的。他没有等到会议结束,提前退席,我跟出来送他。先生那天精神很好,兴致勃勃,红光满面,忽然问我:“志远,你知道我多大年纪了?”我至今不明白先生为什么突然问起这句话,当时就更懵懂,认真地想了一秒钟,回答老师:“您好像八十多了吧?”说实话,多少年来常见先生,岁月荏苒,我真是认为先生也就八十多,神情矍铄,身板也还硬朗嘛!先生笑了,他说:“我今年已经九十了。”我不禁唏嘘不已,感叹先生已经超越“不知老之将至”的境界。

 随后,先生讲了一句出乎我意外的话:“你的胡子越来越长,越来越漂亮了。”

 那天回到家中,夜不能寐,给先生写了一封信。其中引用《论语》的话,“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先生的长寿,令我欣喜;但是毕竟已是九秩高龄,我心中还是掠过一丝忧惧。

 信终于没有发出去,我把它留下,也把一丝忧惧埋在心里。后来就更关注先生的一切。

 而那一句关于胡须的话,却是我与先生间的一段公案。先生是无意间的闲谈评判,还是一瞬间想起了往事?我没敢问,却不能忘怀。

 我是1977年那一届的大学生,实际是1978年春季入学。年近三十才上大学,都有些不安分,很快就跃跃欲试,要考研究生。由于得到另一位恩师,当时任内蒙古大学哲学系主任的杜继文教授的指点,我报考了任继愈先生的研究生,而且取得专业课90多分的好成绩。录取之前,我特意从呼市赶回北京,到三里河寓所先生的家中拜谒,手边牵着我的七岁的小儿子。先生看到我的大胡子、小儿子,没有多问什么。据说,第二天一上班,他叫来研究所的黄秘书,把我的名字从录取单上划掉。黄秘书数年后笑着对我说:“任先生看到你年纪轻轻留个大胡子,认为你有颓废倾向。”

 我这个当时并不知道“颓废倾向”的学生,三年后仍然报考了任先生的研究生,终于还是入了先生的门墙。而我手中牵着的小儿子,如今也已经是著名学府的教授。

 令人捧腹的是当年招生的老师到内蒙古大学去面试,我这个一贯不修边幅却极受系领导宠爱的学生,接到面试通知,赶忙去刮脸修面,害得来客坐等了近一个小时。系领导用这一个小时不断摆我的优点,来客问难道没有缺点么?系领导想了想,好不容易找出一个:个人卫生注意不够。

 这段故事,先生后来听说了,录取我,实际已经排除了“颓废倾向”。但是先生再也没提起过这件事。

 或许这是先生心里憋闷了几十年的一件事,终于在他九十高龄的时候,以一句闲适的夸赞,了结了关于胡须的一段公案。

 回想起来,先生对一生中的许多事,似乎都是这样优雅地转过了重峦。

 他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来批判佛教的著名思想家。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唁文给予了比较准确的评价:

 “任继愈先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奠基人,是中国学术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事学术研究的杰出代表,是德高望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组织者和领导者。新中国建立后,他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指导地位,以195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标志,实现了爱国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者之间历史性的跨跃和统一。1955年至1962年,任继愈先生陆续发表《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论文,后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这些论文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其视野之广阔,分析之深刻,为开辟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出色的范例,不仅得到毛泽东主席“凤毛麟角”的赞誉,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成为中央决定设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嚆矢。任继愈先生对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开基之功,是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

 先生生前给我们讲起过毛泽东接见他的情景,也讲过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生活。

 我们那一届只有三个同学,因此得到不同于往届几十个学生的待遇——到先生家中去上课,每周一次,实实在在的“入室弟子”。先生很郑重地备了一片小黑板,几支白粉笔,挂在客厅里,那就是我们哥儿几个的课堂。主课是中国哲学史,学习方法是读《资治通鉴》,写读书心得,把文言文翻译成语体文,都是些扎扎实实的功夫活儿。我记得曾写过一篇论王莽的文章,颇得先生好评。去年曾给中央政治局讲课的牟钟鉴先生当时是任先生的助手,给我们改过作业。

 闲暇的时候,我们很好奇,终于听到毛泽东主席如何在半夜两点时还在读任继愈先生的文章,心血来潮,立即通知北大党委,召见任先生。先生是三点半左右进入中南海,来到主席身边,一直谈到凌晨。

 毛主席夸赞任先生是“凤毛麟角”,不是虚的,是真看了他的文章。

 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先生对佛教的分析不再是唯一的视角。但是,说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来批判佛教,仍然不能不以先生为代表,他成就一家之言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先生是学者,他批判佛教,出于学者的真诚,同时不乏真知灼见。一个学者的观点不一定要绝对正确,而一定要保持的是研究问题的真诚。历经百年的沧桑,我们看到中国学者为祖国的强盛、民族的复兴,付出了多少心血、多少光阴、多少探索?当那一页历史翻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拘泥于他们的某些结论,却不能不钦佩和效仿他们对祖国对民族的赤诚。

 先生对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并非没有看法,他自己的佛教批判思想也并非没有变化。他用了后30年的时间,为继承传统文化、为民族复兴,也为佛教的传承和发展,做了许多实事。先生晚年的许多想法是足以发聩振聋的,例如,他竟然敢于提出今日之中国依然需要“科举”,而且振振有辞,发人深省。又如,他主编的《中华大藏经•续编》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宏大最权威的佛典。如果佛教界还有人对任先生当年的批判耿耿于怀的话,看看他这三十年都在做什么,岂不应该“月下披云笑一声”么?

 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唁文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数据:

“任继愈先生认为,我国当前的学者有义务为未来的文化高潮准备更多的传统资料。他对此身体力行,主导了极其浩大的古典文献整理出版工程。19831997年,他主持编纂完成一亿多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该书获得国家古籍整理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他还主编规模达150卷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担任规模达7-8亿字的《中华大典》的总主编,担任重新校订出版《二十四史》的总主编。为了编纂这些资料性书籍,他中断了自己原来的许多研究计划。在《中华大典》的编纂中,他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如今《哲学典》已经编纂完毕,正式出版;《宗教典》已经启动,预计4-5年完成。2007年,他就启动预计达2.6亿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致信中央,得到温家宝总理支持。他几乎每星期一、四都要前往《中华大藏经》编委会办公室,督促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就在一个多月前的61日,任继愈先生还在病床上签署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编纂出版合同,在国家的古籍整理出版伟业中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墨。”

 文革之后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研究宗教的学者已经成长为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老中青算起来也有数百人之多。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先生的晚辈。例如如今最为知名的佛教学者之一,人民大学的方立天教授,已是桃李满天下,其实也是任继愈先生的学生。煌煌若此,遑论其他?先生恩泽,源远流长。

 我走上学者、教授的道路,也是先生一手栽培。

 1984年底,我硕士毕业。先生召我到家去谈谈,问我是否愿意去北大讲课。我很惶惑,以从未教过书推辞。先生说不急,回去想想再谈。回到宿舍,同学们好奇地围上来问任先生找我干什么,我如实汇报。不料其他五个室友一同骂我太愚,他们说,北大的讲台是那么容易上的吗?如果不是任先生推荐,你刚毕业就能上台啊?

 我第二天晚上赶紧又去见先生,表示愿意去。先生问,为什么想通了?我说,同学都骂我是傻瓜,辜负老师的栽培。先生笑了,说你不是傻,是实在,但是要有勇气,敢于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我终生难忘的还有那天晚上冯师母对我的鼓励和传授。她说:“不要怕,上课有窍门,第一是不要贪多,第二是不要贪快,第三是一定要讲清楚;不但自己要明白,更要让学生明白。”师母的传授使我豁然开朗,获益匪浅。

 先生对我说:“你没毕业是我的学生,你毕业了也还是我的学生,我家的门是永远向你们敞开的。”

 1985531日晚,先生约我谈话,我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叙了这样几句宝贵的教诲:“不要急于念学位,抱着一个题目钻牛角尖,而要把范围放宽。”“不要急于出书,否则搞学问不踏实。”“人能吸收的时刻不多,要抓紧。”

 或许是先生还眷顾着与我的约会,就在我写这篇怀念他的文章的灯下,我无意中竟然翻开了这个老旧的笔记本,竟然翻到了写着“任继愈”三个字和几行话的这一页。我在文革前的日记都亲手烧掉了,所以后来从不写日记,唯独这一页的书眉上记着“85531”的字样。这是我在先生身边时留下的不多的手记。

 如果是一个呱呱坠地的孩子,31年就是31岁,“三十而立”,不管原来有几岁,我们都是在任先生面前,是他看着长大的。

 我与先生的奇缘是在冥冥之中。当初报考先生的研究生时,我忽然忆起少年时代,在旧居的大北房窗下,几缕阳光透过窗棂照在我手中捧着的《人民日报》副刊上,那是一篇论述佛教的文章,我清晰地记得文章,却忽略了作者的名字,可是在决定报考的那一瞬,我似乎又回到少年的窗前,几粒尘埃还在空气中浮动,而那作者的名字却依稀可辨:任继愈。

 我到图书馆找来当年的报纸,印证我并非经历了幻梦,那一定就是我的导师,大约15年前就定下了。

 如今,导师去了,我再也无法到家中向他请教,或许只有幻梦才能使我们重逢。毕业了我还是您的学生,逝去了您依旧是我的导师。您未竟的事业,您的弟子们正在努力继续完成,当您所期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的大地上发出万丈光芒的时候,您留下的典籍和后学,将是您永远的骄傲!

 

                                                              200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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